在经济数据带动下，二月股指出现了普涨，但今年以来港股强于A股、主板强于中小板、三板做市好于创业板的表现，似乎意味着股市已经领先于经济社会，迈进了新常态，监管方面IPO、再融资等政策持续、鲜明地变化也是投资者预期变化的重要背景。
自上而下，经济学家们普遍关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金融周期的不确定性。自下而上，二八甚至一九现象日益明显，优势企业关注产品技术超越和商业模式提升，更加积极的进行逆周期布局和顺周期扩张，努力抓住长期的确定性。长期投资者们也更加关注能够逆势增长的优秀公司，愿意积极支持其背后具备全球视野和竞争力的企业家，参与公司治理等；关心国内改革进程，感受到了金融去杠杆带来的持续压力，同时也意识到无论一、二级市场，资本推动下的恶性竞争、炒作，应该基本到头了。
“困难不在于创立新思想，而在于脱离从小就灌输到我们头脑里的并已经渗透到我们思维各个角落的旧思想”
——凯恩斯
转型升级和创新成为经济的共同驱动力
在经济周期和行政去产能共同作用下，叠加地产因素，去年大宗商品回升、重化工业企稳带来企业效益上升，制造业投资经过了5、6年的调整后，从去年底开始企稳回升，部分可选消费也出现回升。如果内需走平，出口短期改善，供给侧在行业内部长期调整和行政控制共同作用下，今年PPI虽会回调但底部过去了。未来存货周期将日益重要，补库存结束后，商品价格就会出现回调，有望总体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中国经济经过7年的回调以后，未来在新常态下，5%增速能维持至少10年时间：传统增长动力依然存在，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是共同的驱动力。
需要关注的是，新常态之后质量提升将取代数量扩张，优胜劣汰将是这个阶段长期的、显著的特征。在这个制造业升级、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升级的时代，无论工业品、消费品还是金融产品，谁的性价比更高，谁更能满足客户和消费者需求，谁就能赢得更多市场并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这是各行业出现二八效应的基础。龙头公司企业家层面，也开始减少关注宏观因素，更加重视通过调整商业模式，强化创新和执行能力等，更有信心提升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所以芒格说，如果他是中国人，会投资中国而不是美国：“那里的果实挂的更低，有些公司已经站稳脚跟”。
经济的长期前景将得益于改革
经济本身问题不大，但改革进程和政策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前景。每一次产业革命，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格局的剧变。正如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是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
当下，政府不仅要振兴实体经济，针对教育和福利体系进行改革，当务之急需要进行税制改革，如削减所得税同时扩大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征收，抑制资产泡沫同时纠正贫富差距、增加企业实际收入。既有助于调整金融周期，又学习美国提高二次分配的有效性，避免只能靠投资来稳增长。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今年起，特别是十九大前后，到明年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央企和地方国企通过改革改制提升效率，应当有很多机会。
去杠杆防风险，抑制资产泡沫
金融周期影响经济效率、蕴含通胀风险，杠杆不仅包括杠杆率，还包括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16年2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开始逐渐缓解，呈现短期企稳复苏，在内部金融风险和外部汇率压力下，货币政策目标从“稳增长”逐渐向“去杠杆、防风险”转变。继1月下旬上升MLF中标利率后，2月初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7天、14天和28天期逆回购操作时上调了利率，还上调了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市场判断，在目前的物价水平和非常高水平的杠杆率下，利率的回升是对过去过低利率水平的修复或者正常化，不能完全的理解为是一个紧缩周期的开始。
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经济前景更乐观同时也对通胀问题更为关注，除了CPI，央行还提及GDP平减指数，专门讨论了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关注到了房地产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报告多处强调要“抑制资产泡沫，防止脱实向虚”，并且解释提高逆回购利率反映了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上行的走势，是随行就市的表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过度扩张总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固化结构扭曲和失衡，加之通胀预期有所抬头，部分领域资产泡沫问题较为严重，开放宏观格局下还面临着汇率的“硬约束”和资产价格的“强对比”，在这样的宏观大背景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加中性，更加审慎。
判断市场对去杠杆、防风险的严峻程度认知不足，对货币政策中性偏紧下对各类资产价格的挤压程度感受不够。杠杆的主要问题是导致市场风险定价能力的丧失，利率曲线逐渐平坦化，期限溢价、信用溢价不断收窄，这本身就隐含了巨大了市场风险。去杠杆的结果应该是恢复市场风险定价能力，尤其在未来信用事件逐步爆发的过程中，实现期限利差、信用利差回归合理水平。
企业投资和人民币需求双双回升
川普执政的三大重心相继面临考验或调整，尤其税改和基建详细计划推进低于市场预期，导致美元指数走弱，缓解了新兴经济资金流出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但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表示就业和通胀或优于预期，加息步伐或相对加快。毕竟吸引资本回流和减税政策，包括对与金融业的松绑，都意味着对于通胀的推动，叠加中国供给侧改革带来PPI对于全球通胀的传导因素，FED会选择提前于川普的政策传导，将货币政策的路径稳定在稳步收紧的政策，而不是押后等政策传导完全暴露到经济数据上的时候在行动。
若美加息提速，短期对人民币汇率有压力并会通过利差传导给人民币利率，给债券和股市带来冲击，但从抑制通胀角度考虑，中期有利于中国经济和市场。同时考虑到美元已到达6年上升周期，进入加息周期后美国经济和美元的表现都需要观察。结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恢复带来投资回报率的回升，意味着企业的投资意愿在慢慢恢复，将带来对人民币的资金需求提升。企业结汇增强和海外投资者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能对冲国内居民的资金流出，将带来汇率的稳定，进一步影响对人民币长期看贬预期的调整，有助于人民币从单边贬值变为双向波动。
告别“镀金时代”，创造真正的价值
对资产管理行业尤其股票投资而言，告别“镀金时代”意味着什么呢？
新常态背景下意味着大部分行业高增长不再，行业配置更多让位于选择未来的领先公司。比如偏周期性的行业，影响股价的主要因素是行业趋势的变化而不是估值，未来成本和定价能力有优势的龙头公司增长的稳定性将远远高于行业；AI、基因、生物医药等有较大空间的成长性行业，由于方兴未艾，关键不是利润不是资产，而是行业趋势和公司的卡位，标的选择和变化是核心驱动因素；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依然有一定成长性，公司能否持续成长也取决于其在产品、管理等方面的竞争力，稳定增长阶段根据投资成本的变化估值会稳定在一定区间，关键仍然是选择竞争中的赢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企业家的判断，企业家是企业发展和竞争中最核心、最稀缺的因素，投资者寻找、投资未来更加领先企业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寻找下一代企业家的过程，全球视野、产品创新、管理升级、模式创新能力等将取代红海竞争能力。
IPO市场化、加强监管、放松股指期货在内的管制等意味着投资分享公司成长将取代炒作和博弈风险偏好成为主要盈利路径，也意味着量化投资在内的各种创新将迎来一个更友善稳定的环境。之前我们身处一个封闭的供给受限的市场里，更多关注相对价值，对人性的判断能力经常重于对行业公司的专业判断，阶段性的重点往往在于股价能否继续被催化而不是公司本身能带来多少回报，更有甚者通过合谋、编故事制造预期差，股市成为赌场甚至骗局操纵。新常态下，市场环境将从有利于社会资源逐步向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集中，长期投资将回归“一盘生意”，判断盈利的持续性和质量将成为关键。
“迎接新常态，朱雀战略上日益乐观，不断提升业务和管理能力同时强化自身商业模式；短期针对金融去杠杆，战术上借鉴战国长平之战廉颇将军的“无胜算、不发兵”策略，削减风险敞口、降低波动率较高资产的仓位，逐步集中配置估值有吸引力的战略核心资产，力争取成为新时代的赢家之一。”
